金昌日報社 主辦

弘揚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的新起點——2016絲綢之路與圣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后記

來源: 2018年03月07日

       2016年8月13日,“絲綢之路與圣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甘肅永昌落下帷幕。此次會議由蘭州大學和永昌縣委、永昌縣政府主辦,永昌縣委統戰部、蘭州大學博物館承辦。研討會期間,來自日本、美國、新加坡、臺灣等國內外近40位專家學者開展了學術研討,全面梳理、總結番禾瑞像、圣容寺、劉薩訶以及絲綢之路佛教考古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方向,闡釋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的內涵和魅力。筆者有幸應邀參會,聆聽了專家學者們的精彩報告。通過研習論文,結合實際工作中的點滴思考,試圖介紹此次會議學術成果對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挖掘整理、展示宣傳、開發利用的重要推動作用,以饗讀者。


  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展示宣傳、開發利用的制約瓶頸


  永昌圣容寺歷經1400余年,文物古跡異彩紛呈,典籍資料浩如煙海,是金昌市最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也是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寶庫中的一顆璀璨明珠。但是長期以來,這一地域文化瑰寶的展示宣傳滯后,品牌影響力不足,開發利用不夠,對文化旅游業的貢獻率不高,被形象地總結為“有說頭,沒看頭;有資源,沒亮點”。


  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研究力量薄弱,研究成果匱乏,學術界與地方部門“兩張皮”。如何扭轉被動局面,為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展示宣傳、開發利用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學術支撐,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與地方文物保護、旅游開發深度融合,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邀請各方面專家學者針對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進行專題研究,舉辦學術研討會,借智借腦,助力發展,無疑是破解這一難題的絕佳選擇。為此,地方政府與蘭州大學通力合作,促成了這一學術盛會的成功舉辦。


  研討會學術成果選介


  2016年初,研討會邀請函發出后,國內外佛教考古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積極響應,撰寫了一批新的論文。研討會共收到參會論文三十余篇,現例舉《絲綢之路與圣容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初稿)當中的三篇,進行初步介紹,一睹學者風采。


  學術成果例舉一——《圣僧與圣像——又論劉薩訶》(作者:尚麗新)


  研究永昌圣容寺,繞不開一位重要歷史人物——劉薩訶。劉薩訶是一位活動在四世紀下半葉到五世紀初的游方僧人,早年是山西呂梁一個目不識丁的稽胡族下級軍吏,三十歲假死復生,覺醒頓悟,皈依佛門,隨后赴江東尋覓禮拜阿育王塔、阿育王像。此后主要在家鄉山西呂梁以及甘肅河西走廊傳教,受到西北民眾的崇拜,被視為“佛”。六世紀二十年代,在河西走廊的番禾(今甘肅永昌)出現了著名的能預測興衰治亂的番禾瑞像,而劉薩訶正是番禾瑞像的預言人。這位番禾瑞像預言者的生平,極具傳奇色彩。正因為這種傳奇性,讓我們在宣傳劉薩訶時,難免摻雜了不少民間傳說,甚至荒誕不經的神話故事,總是令講述者昏昏,聆聽者噩噩,削弱了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對觀眾的吸引力。如何厘清史實與傳說?如何看待這些莫衷一是的史料?與會學者尚麗新先生指點了“迷津”。


  尚麗新先生是位端莊秀麗的青年學者,現任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對于這位“劉薩訶老鄉”的到訪,我們感到格外親切。早在10年前,她曾發表《“敦煌高僧”劉薩訶的史實與傳說》、《劉薩訶信仰解讀——關于中古民間佛教信仰的一點探索》等論文多篇,是國內圣容寺研究領域的后起之秀。在《“敦煌高僧”劉薩訶的史實與傳說》一文中,她曾提出一個觀點:“從一開始,劉薩訶的材料就是史實與傳說的混合物。就劉薩訶研究而言,史實的研究并不重要。與其花費力氣勾稽史實,不如將重心放在研究傳說的產生、衍變和影響上,反思劉薩訶信仰在4至11世紀歷史變遷中作為一種民間狀態的佛教信仰對社會、文化、風俗和思想的影響。”尚先生立論角度新穎,讓人眼前一亮。此次提交會議的論文,試圖通過分析劉薩訶與番禾瑞像的關系來揭示劉薩訶民間佛教信仰的本質,顯然是之前觀點的進一步深化和闡釋。


  文章一開篇,尚麗新先生開宗明義地指出:在史實與傳說交織的各種史料構建的迷宮中,首先需要引起重視的是劉薩訶的身份,可以說這是解讀劉薩訶的民間佛教信仰本質的一把鑰匙。從各種史料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劉薩訶的兩種身份:一是“名僧”“高僧”“和尚”“圣者”“上人”等。二是“胡師佛”“劉師佛”“觀音菩薩”“蘇合圣”。顯而易見,前一種身份是經過權力階層和知識僧侶認可的,而后一種身份則是劉薩訶的民間身份。劉薩訶的民間身份,是我們判定劉薩訶信仰的本質——民間佛教信仰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緊接著,尚先生闡述了劉薩訶信仰在番禾瑞像出現前后地位發生演變的過程。520年,番禾瑞像誕生,這是劉薩訶得到上層社會重視的標志性事件。在著名的番禾瑞像誕生之前,上層社會并未注意到劉薩訶。正是因為對番禾瑞像的重視,上層社會才會注意到瑞像背后的劉薩訶,圣像的出現是劉薩訶由民間社會進入上層社會的契機。不過,進入上層社會的劉薩訶的地位下降了。在番禾瑞像的地位不斷上升的同時,劉薩訶卻由民間的“胡師佛”“觀音菩薩”“蘇合圣”而下降為佛教史上一位普通“高僧”。


  通過對相關史料、圖像的研究分析,尚先生做出如下判斷:第一,番禾瑞像是釋迦牟尼的瑞像,而劉薩訶是輔助瑞像的圣僧。在權力階層的眼中,圣像遠比圣僧重要得多——圣像有權對時政做出或積極、或消極的評價,而圣僧劉薩訶只是輔助政教而已。第二,公元520年誕生于河西番禾山崖中的瑞像只是一尊佛像,具體是哪位佛,太延元年劉薩訶授記時亦未明言是釋迦牟尼佛。鑒于劉薩訶在河西巨大的影響力,民眾會很自然地把他與瑞像的主人等同起來,番禾瑞像即是劉師佛或胡師佛的像是順理成章的。番禾瑞像的出現,其實是民眾劉薩訶信仰的延續。第三,在民間,劉薩訶即番禾瑞像,民眾將之籠統地稱為“佛”。在民間的意識里,圣僧與圣像應該是同一的。劉薩訶與番禾瑞像的分離,是知識階層和權力階層規約民間信仰的結果。


  行文至此,尚麗新先生將劉薩訶、番禾瑞像置于中國佛教發展史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闡述:中國佛教史上并不缺乏具有各種神異功能的高僧,以及能預示治亂興衰的瑞像也不止番禾瑞像,但像劉薩訶和番禾瑞像那樣長久地在西北中國發生影響的圣僧和圣像卻是絕無僅有的。那些神異僧和瑞像只屬于一個時代,依托于一個政權而盛極一時,隨著政權的消亡,這些圣僧和圣像也就成為歷史。只有劉薩訶能發生那樣強烈而又久遠的影響,因為它一直有一個強大的民間信仰的基礎,既可以得益于某種機緣與上層社會的國運佛法緊密相關,又能在權力階層的規約改造消彌之后,繼續在民間發生影響。恰恰是因為他不僅僅屬于一個時代、一個政權,而是屬于大西北的廣土眾民。


  最后,尚先生對劉薩訶信仰在宗教史上的意義進行了總結:第一,劉薩訶信仰是民間形態的佛教信仰。劉薩訶信仰不是知識階層的哲學形態的佛教信仰,它典型地展現了佛教入華后在民間傳播的一個側面,折射出民間佛教信仰的原始狀況和傳播方式。第二,劉薩訶信仰表現出民間佛教信仰與哲學形態的正統佛教和上層權力社會的互動。它詳細地展現了下層的粗俗的、踐履型民間佛教信仰進入上層社會,被上層社會利用、改造和崇奉的全過程,典型地體現了佛教在上、下層社會的傳播和發展變遷。


  尚麗新先生對劉薩訶史料與傳說的分析、界定,以及上升至哲學層面的總結,讓人茅塞頓開,理清了思路。


  學術成果例舉二——英藏敦煌文獻《〈涼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上來〉(首題)殘文》考釋(作者:公維章)


  英國倫敦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文獻《乾德六年僧道昭抄〈涼州御山感通寺圣容天上來〉(首題)殘文》(以下簡稱《殘文》),是目前所知僅有的一份記錄永昌圣容寺早期營建詳情的敦煌文獻。1994年,敦煌研究院馬德先生首次公布。該文獻學術研究價值較高,不斷引起學者的關注。此次與會學者公維章先生重新作了考釋,認為是“記錄北周時期永昌圣容寺營修的文獻”,取得了新的收獲。


  圣容寺始建詳情及營建者 圣容寺始建問題,始見于孫修身、黨壽山兩位先生1983年發表的《〈涼州御山瑞像因緣記〉考釋》。據武威出土的《涼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緣記》殘碑記載:“周保定元年,敕使宇文儉檢履,靈驗不虛。便敕涼、甘、肅三州力役三千人造寺,至三年功畢。”只可惜,殘碑對圣容寺始建記述過于簡略。


  公維章先生重新移錄《殘文》記載“……保定元年,涼州表之,方知尊容神異靡□。……澡慕之流,京野翹注。公惟大慈府降宜,就表受啟,舍珍財,敬營塔寺。依峰樹□(塔),棟丹彩于重霄;因材構宇,曉朱青于涼□。”公維章先生考證認為:第一,主持瑞像寺營建的“公”為時任“譙國公”的北周宇文泰的第八子宇文儉,北周武帝宇文邕的胞弟。宇文儉于保定元年“就表受啟,舍珍財,敬營塔寺”。上述記載與殘碑一致,并可互相補充,圣容寺始建于“保定元年”之說得到再次應證。第二,北周保定元年,是塔寺同建的。《殘文》稱“依峰樹□(塔),棟丹彩于重霄;因材構宇,曉朱青于涼□”。從“依峰”、“重霄”來看,佛塔是建立在山頂的,與如今的唐塔位置相合。第三,由于番禾瑞像的“神異”,引得“澡慕之流,京野翹注”,使得番禾瑞像的影響從永昌走向全國。該文獻的面世,反映了北周時期最高統治者宇文氏對永昌圣容寺的關注和禮遇。令人遺憾的是,該文書抄寫者僧道昭并未抄完,初建瑞像寺的規模及影響,無法了解更多。


  瑞像寺更名為圣容寺的時間 瑞像寺何時更名為圣容寺?過去學術界通常認為是吐蕃占領時期,依據是圣容寺塔內甬道有“番僧一千五百人”的題記。2014年,黨壽山先生撰文提出新的觀點,“番僧”并非是指吐蕃僧,而是西夏時期的黨項族僧人,不能以此作為瑞像寺更名圣容寺的時代依據。公維章先生贊同黨壽山先生的觀點,并進一步提供了依據——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吐蕃占領時期文獻,稱吐蕃為“大蕃”,并非“大番”。經過一番詳細論證,公維章先生將感通寺更名為圣容寺的時間確定為西夏占領河西走廊時期。


  “番僧一千五百人”題記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將圣容寺塔內甬道題記“番僧一千五百人”作為西夏時期圣容寺規模弘大的依據,對外進行講解宣傳。但是,西夏時期的圣容寺是否真的具有這樣驚人的規模?需要多么雄厚的寺院經濟才能供養得起如此龐大的僧侶隊伍?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始終沒有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公維章先生分析認為:“關于西夏圣容寺有番僧1500人的說法,是對圣容寺唐塔甬道題記的誤讀。甬道中的題記有‘……一千五百人’‘圣容寺’‘番僧×××’等字樣,‘……一千五百人’很可能是指西夏時期某次法會的參加人數。”


  公維章先生點點滴滴的分析考釋,邏輯嚴密,論證有力,加深了我們對相關史料的甄別認識。


  學術成果例舉三——《關于西夏圣容寺研究的幾個問題》(作者:彭向前)


  “圣容”一詞的由來,長期以來一直沒有合乎情理的解釋。學術界通常解釋為“佛像”,還不能充分體現永昌圣容寺獨特的歷史地位,讓人隱隱有些遺憾。關于這個問題,與會學者彭向前先生發表了獨到的見解。


  彭先生是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研究員,主要從事西夏學和西北民族關系史研究。早在10年前,他就曾經發表學術論文《西夏圣容寺初探》,對圣容寺進行了初步研究。在此次參會論文中,彭向前先生提出一個新的觀點:西夏時期的永昌圣容寺,是一處安放帝后神御的寺院。所謂“神御”,是指亡者的遺畫像或塑像。西夏模仿宋朝在寺院建神御殿,供奉祖先的遺畫像或塑像,目的是為皇帝逝去的父母祈福。宋代寺院中的帝后神御殿,有時也稱圣容殿。既然番禾瑞像被尊稱為“圣容”,帝后神御也被尊稱為“圣容”,大概在奉安西夏帝后神御后,感通寺索性以此為契機,改稱“圣容寺”。也就是說“圣容寺”的“圣容”一語雙關,既指原來的石佛瑞像,又指西夏帝后神御。


  緊接著,彭先生進一步指出,做出這一推測是有根據的:《涼州重修護國寺感通塔碑》有對圣容寺遣官提舉的記載,而西夏典籍《天盛律令》中規定,只有供奉西夏帝后神御的寺院才有資格“遣常住鎮守者正副二提舉”。由此判斷永昌圣容寺當年一定供奉有西夏帝后神御。也正是因為圣容寺與西夏皇室有這樣的特殊關系,所以該寺在西夏時期香火旺盛,花大門石刻塔群、虎頭崖舍利塔群、千佛閣遺址等就是典型實物見證。西夏文宮廷詩集中的《嚴駕西行燒香歌》,記載了西夏皇帝曾御駕西行到達涼州護國寺、御山圣容寺,這個皇帝據考證是仁宗仁孝。西夏仁宗之所以巡幸圣容寺,這里供奉西夏帝后神御或許為主要原因之一。遇到父母的圣容不拜,對崇尚以教治國的仁宗而言,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


  彭向前先生的精彩論述,對“圣容”一詞的由來,以及永昌圣容寺豐富的西夏時期歷史文化遺存給予了合乎情理的解釋。當然,“無證不信,孤證不立”,這一觀點還有待于今后更多的材料依據來進一步驗證。這,也正是學術研究的魅力所在。


  應當指出,此次學術研討會成果豐碩,亮點紛呈。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是思想的盛宴,智慧的雅集。學者們眼中的圣容寺的確與眾不同:御山峽谷古跡密布,千年存續;番禾瑞像妙相莊嚴,底蘊深厚;圣容佛塔題記遺珍,文明密鑰。由于筆者學識淺薄,只能擷取成果瀚海中的幾朵浪花。


  通過上述三篇參會論文,我們還是可以領略到與會學者深厚的學科素養,開闊的學術視野,以及旁征博引、縱橫馳騁的卓越風采。他們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提升了圣容寺的價值內涵,為今后的展示宣傳、開發利用提供了豐厚的學術支撐,是一筆難得的文化財富。


  據參與辦會的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丁得天博士介紹,研討會論文集即將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讓我們共同期待這一學術成果早日面世。


  對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管理保護、展示宣傳及開發利用的思考


  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是文化的載體。離開了本土歷史文化的根脈,旅游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無法枝繁葉茂,行之久遠。作為人文旅游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文化遺產的傳承和弘揚必然要經歷“考古發掘、整理研究、管理保護、展示宣傳、品牌塑造、開發利用”這一發展過程。學術研究的基礎牢不牢,深度夠不夠,直接決定了文化品牌的影響力,以及開發利用的綜合實力。通過深入學習領會,把此次學術會議所取得的豐碩成果,點點滴滴地轉化為深度闡釋、嚴謹科學的講解詞、普及讀物,以及內涵豐富、引人入勝的陳列展品和文創產品,將會極大地提升圣容寺歷史文化品牌的競爭力和美譽度。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學術研討會將成為弘揚永昌圣容寺歷史文化遺產的新起點。


  事實上,金昌文物工作者一直在為此做著不懈的努力。2012年以來,永昌縣文物管理所先后爭取中央文物保護專項經費100多萬元,對圣容寺塔進行搶救性修繕,安裝了防雷系統。2016年10月11日,上文提及的“御山瑞像因緣記碑”復制件運抵金昌,在市博物館新館吊裝成功。該碑嚴格依據原碑復制,重達3.5噸,碑體雄健挺拔,厚重大氣。該碑初刻于唐天寶元年(公元742年),1979年5月武威大云寺原址出土,現藏于武威市博物館。該碑僅存下半段,上段及碑額、碑座皆缺,殘存碑文25行,千余字,真書鐫刻,清晰可辨;文筆流暢,書法遒勁。據敦煌研究院資深文博專家孫修身、原武威市博物館館長黨壽山等學者結合碑文研究表明,唐代的武威大云寺是感通寺(即永昌圣容寺)的下寺,延至西夏,由駐永昌圣容寺的圣容提舉司統一管轄。該碑出土問世,為研究中西方交通、佛教發展史以及敦煌壁畫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除此之外,金昌市博物館還計劃將集中反映劉薩訶、圣容寺歷史佛教經變故事的莫高窟第72窟進行原樣復制,將花大門睡佛、六體六字真言、西夏千佛閣等文物,以石刻、木構模型等形式予以復制。上述展品集中陳列于博物館通史展廳,將會生動再現永昌圣容寺佛教文化遺產的魅力。


  筆者在此次研討會參會論文《甘肅永昌御山峽西夏時期文物研究綜述》中提出,鑒于永昌御山峽文物古跡密集的實際,建議成立“圣容寺文物研究所”,統籌管理御山峽谷文物遺存,開展文物內涵價值研究、保護修繕工程、安全監測管理等各項工作。在此基礎上,積極創辦“圣容寺佛教文物陳列中心”,將御山峽佛教文物遺存價值內涵、研究成果充分展示出來,吸引游客前來觀光旅游,促進地方文化旅游業持續健康發展。這個夢想,也許需要幾代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方能最終實現,可以看作是一個金昌文物工作者的“中國夢”。


  (作者李勇杰系金昌市博物館館長、甘肅省歷史學會理事)


作者: 編輯金昌新聞網

金昌日報
官方微信

金昌新聞網
官方微信

回頂部

魔鬼宝藏救援彩金